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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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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 的存档
比亚迪王传福的扩张路线图(连载)
2011年3月24日
时来运转，人生最重要的就那么一两步。问鼎中国首富，王传福一鸣惊人又顺理成章。
2009年9月28日，胡润公布了“2009胡润百富榜”，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以拥有财富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一年之前，在200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王传福尚以60亿元的身家排在第22位。
短短365天，从60亿到350亿，这已经超出了传统财富增长的模式。这一年王传福究竟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哦，站在王传福身后的，是点石成金的沃伦·巴菲特，这就是财富的催化剂。
王传福有三驾马车：电池、手机和汽车。比亚迪从代工起家，模仿探路，到并购称雄，缔造资本神话，“1+1”的产业布局功不可没。
巴菲特的“点金术”
2008年9月，巴菲特破例入股了一家自己并不了解的企业——中国的比亚迪。
在投资天才巴菲特的一些投资原则中，最著名的是“绝不投资于那些不了解的生意”。执行这条原则的最好例子就是他未碰20世纪90年代繁荣的美国高科技，但他也因此错过了微软和谷歌。
这是巴菲特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投资原则，第一次染指技术型企业，比亚迪的电池、手机和电动汽车业务，可以说包含了复杂难懂的高科技，巴菲特承认他对这三种业务根本不懂。
说服巴菲特投资的推手是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芒格说：“我知道人们普遍认为沃伦和我(投资比亚迪)看起来是疯了，但我不这么认为。”
芒格还说：“你看到比亚迪的汽车，就会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汽车。我认为他们做出的一切：汽车、玻璃、轮胎……都是非常出色的，这非同一般。我认为与比亚迪的合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合作。”
芒格甚至说：“比亚迪可能是一个小公司，但是它有很大的野心。如果比亚迪不成功，我将非常惊讶。关于和比亚迪的合作，我觉得是有生以来最大的荣幸。”
中国的科技企业可与那些巴菲特投资过的中国制鞋和内衣企业截然不同。虽然巴菲特一开始对投资比亚迪持怀疑态度，但芒格却坚持要投。巴菲特说：“投资比亚迪是芒格的主意。当芒格遇到天才，并且看到此人把企业经营得不错时，就由衷地感到高兴。”
2008年年初，一位基金经理向芒格推介比亚迪公司。事后，芒格在经过一些调研后，发现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是一个极特别的企业家，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兴趣。
芒格对《财富》杂志的记者这样描述王传福：“这家伙(王传福)，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他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在芒格的极力推介下，巴菲特决定委托旗下全资公司中美能源的总裁索科尔专程飞赴中国实地考察比亚迪。
在比亚迪，王传福带着索科尔参观了工厂。当介绍到该厂的蓄电池是采用可循环材料生产时，为了证明蓄电池的电解液无毒及可循环使用，王传福当即倒了一杯电解液，当面一饮而尽，还皱巴着脸说：“味道不是很好(但没关系)。”接着又倒了一点，递给索科尔，让他也尝尝，但被婉言谢绝了。
索科尔回到美国，向巴菲特描述这一幕时还直说：“这家伙不可思议，你一定得见见他。”当说到王传福喝电解液时，还特别强调“不是开玩笑”。
随后，王传福到美国见了巴菲特和芒格。巴菲特问王传福：“到目前为止，比亚迪相对于竞争对手，有什么竞争优势？”
王传福答道：“我们的竞争优势是基于自有知识产权的建立。”巴菲特接着问，“如何才能保持竞争的领先优势？”
王传福答：“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创新。”
巴菲特最初决定买入比亚迪25%的股权，但被王传福拒绝了。结果，王只同意出售不超过10%的股权。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巴菲特也感到幸运，他认为，王传福不想出售自己的公司，本身这就是一个好兆头。
2008年9月27日，巴菲特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附属公司中美能源控股公司宣布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比亚迪2.25亿股股份，约占比亚迪10%的股份，交易总金额约为18亿港元或相当于2.3亿美元。
2009年7月30日，中国监管部门正式批准巴菲特入股，比亚迪股价也从上一年的每股8港元，上涨到了9月29日的41.65港元，巴菲特账面浮盈100多亿港元。
按美元计算，王传福同样是榜单上最大的赢家。他的财富净值从12个月前的10.6亿美元，上升到58亿美元。股票价格在一年内被抬升了六倍。
从这笔投资中可以隐隐看到巴菲特一贯的投资逻辑：投资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团队，投资比亚迪更大的比重应该是押注于王传福。巴菲特投资比亚迪，买的并非是一个汽车概念，而是一个新能源概念+中国概念。相对于巴菲特此前投资的中国石油，投资比亚迪或许更具长远的战略意义。
王传福对巴菲特入股比亚迪表示非常感谢。后来他曾评价说：“巴菲特入股对比亚迪的品牌，尤其是在全球的品牌价值的提升，非常重要。巴菲特的公司是非常令人尊重的公司。而且它的投资也是长期的。有它的投资，比亚迪的电动车，包括新能源产品，在全美的销售、品牌的价值当然就会提升了。”
最年轻处级干部下海
1966年2月15日，王传福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7年，王传福从中南大学毕业后考入中科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创建于1952年11月的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中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王传福留在中科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301室工作，主持碱性镍铬镍氢二次充电电池的课题研究。
仅仅两年，26岁的王传福就以出色的成绩被委以研究院301室副主任的重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处长之一。1993年，研究院在深圳成立比格电池有限公司，王传福顺理成章成为公司总经理，从一个纯技术人员走向企业管理岗位。
此时，一种俗称“大哥大”的模拟手机开始流行，动辄数万元，成为那个时代代表身份和财富的“符号”。大哥大所用充电电池价格也高达千元，这引起了王传福的重视。1995年，王传福决心下海创办一家生产电池的企业。
按照他后来的解释，当时选择下海是因为他嗅到了电池中的商机。
尽管那时一部“大哥大”卖到两三万元，但买的人仍然很多，这让他意识到：“手提电话的发展会使市场对充电电池的需求与日俱增，只要能够上规模，充电电池技术不是问题。”
他向经商的表哥吕向阳借钱。起初，吕向阳没有同意，他认为王传福有一份稳定且有前途的工作，而创业却是很有风险的。可在王传福一遍又一遍的游说下，最终吕向阳给了他250万元启动资金。
1995年，王传福注册成立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他和20多名员工开始谱写深圳无数创业故事中的一个。
在当时，日本充电电池一统天下，国内的厂家多是买来电芯搞组装，利润少，几乎没有竞争力。如何打开局面？经过认真思考，王传福决定依靠自身技术研究优势，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技术含量最高、利润最丰厚的充电电池核心部件——电芯的生产。
此时正在寻求快速发展之道的王传福在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中发现，日本宣布本土将不再生产镍镉电池，而这势必会引发镍镉电池生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王传福立即意识到，这将为中国电池企业创造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机。于是，他决定马上涉足镍镉电池生产。
那时，日本的一条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元投资，再加上日本禁止出口，王传福买不起也根本买不到这样的生产线。王传福便根据企业的特点，决定自己动手建造一些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结果只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块镍镉电池的生产线，总体成本比日本对手低了40%。利用成本上的优势，通过一些代理商，比亚迪公司逐步打开了低端市场。
1995年下半年，王传福试着将比亚迪的产品送给我国台湾地区最大的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试用。没想到的是，比亚迪产品优秀的品质、低廉的价格，引起了大霸浓厚的兴趣。当年底，大霸毫不犹豫将预定给别的厂家的订单给了王传福。
1997年，比亚迪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年销售额近1亿元的中型企业。3年来，比亚迪每年都能达到100%的增长率。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全球电池产品价格暴跌20%~40%，日系厂商处于亏损边缘，但比亚迪的低成本优势越发显得游刃有余。飞利浦、松下、索尼甚至通用都先后向比亚迪发出了令人激动的大额采购订单。在镍镉电池市场，王传福只用了3年时间，便抢占了全球近40%的市场份额，比亚迪成为镍镉电池当之无愧的老大。
此后，王传福把目光放到了欧美和日本市场。1999—2000年，比亚迪公司在这些市场势如破竹，大客户名单上出现了松下、索尼、GE、AT＆T和业界老大TTI等。
2000年，王传福投入大量资金开始了锂电池的研发，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并成为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
2001年，比亚迪公司在锂电池市场上的份额上升到世界第四位，而镍镉和镍氢电池上升到了第二和第三位，实现了13.65亿元的销售额，纯利润高达2.56亿元。
危险并购：汽车产业蓝海
2002年7月，比亚迪在香港公开发行H股，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票代码1211.HK，发行价格为每股港币10.95元，为当时H股股票最高发行价，顺利募资16亿港元。
那段日子，王传福很紧张，担心股票发不出去。王传福回忆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在差不多11天里，会见了约600个基金经理。最多的一天有九场会议，从早餐到晚餐，最后到夜宵时间都是和基金经理在一起，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些基金经理都愿意见我们。”
业内人士评判，此次IPO比亚迪创下了数个纪录，一是发行价在54只H股中位列第一；二是BNP百富勤保荐企业中路演时间最短的公司；三是面向散户10％的公售部分获得了24倍的超额认购，而面向机构投资者配售获得了惊人的7倍超额认购；四是成为道琼斯指数下挫20％，全球投资者惶恐期间成功发行的罕见个案。
通过比亚迪在港股主板的优异表现，2002年10月王传福则首次跻身《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排名第41位。
当时福布斯杂志给出的数据是：“2002年夏天成功地在中国香港主板上市。去年的销售收入达155亿美元（合1256亿人民币），纳税0.24亿美元。”
王传福的表兄吕向阳也以1.45亿美元首次冲上富豪榜的第48位。真是“上阵亲兄弟，杀敌父子兵”，2002年夏天，王传福、吕向阳这对表兄弟演绎了一个激情绽放的财富神话。
按照比亚迪的股权分配，王传福本人在比亚迪股份的持股比例仅为28％，而其他34位高管获得了高达22％的股份。这样在2002年夏天，比亚迪诞生了几十位千万富翁。
比亚迪在股市上的优异表现，一时间使无数荣誉都朝王传福蜂拥而至。2002年11月，王传福获中国香港“紫荆花杰出企业家”奖，同年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2002年比亚迪公司被全球权威刊物《亚洲货币》评为“2002年最佳新上市公司管理奖”第一名，并被全球权威刊物《财资》评审为“2002最佳中型企业上市集资项目”。
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王传福做出了人生中第二个重大决定：进军汽车业。
2003年1月23日，比亚迪宣布，以254亿港元的价格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77%的股权，比亚迪正式控股秦川，进军汽车业的序幕正式拉开，王传福成为秦川汽车新任董事长。这也就是现在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的前身。
36岁的王传福把进军汽车业视作其拓展比亚迪版图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役——“此生足矣！”。但此前一些力捧比亚迪的基金经理们却认为这项投资并非是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而是好大喜功、盲目扩张的行为：收购价偏高、秦川竞争力不足、比亚迪风险增加。更重要的是王传福钟情的电动汽车与比亚迪的“电池”主业干系并不甚大。
上市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亚迪均以聚焦电池制造业的形象示人。“王传福是我见到过的少有的非常有专业优势的人，他大学学的是电池，研究生学电池，工作做的还是电池。”香港风险投资公司汇亚集团董事兼常务副总裁王干芝说。
按比亚迪提供的秦川汽车2003年能赚3000万元利润计算（这一数字在2002年是70万元），此次收购代价相当于市赢率118%倍或1倍账面价值，股本回报率仅10%，较比亚迪的股本成本127%还低，实难让投资者认为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
比亚迪用这样的官方解释来表明收购的协同效用：“提供更佳的经营平台，加快电动汽车电池的开发和生产进程，同时把握汽车行业的庞大市场潜力。”王传福自己的表述则更为直接：“在二次充电电池之外，比亚迪决意要做的就是电动汽车。”
这引发了分析人士更为猛烈的攻击。摩根大通认为，即使比亚迪有意生产电池推动汽车，既可以入股专门研发汽车电池的技术公司，也可以与汽车生产商合作，而无需高价收购车厂。更关键的是，电动汽车对比亚迪来说，可能还是一块过于遥远的“奶酪”。
但王传福把以上种种观点斥之为“死搬硬套”现存理论。在王传福看来，电动汽车的要害之处就在电池，而这恰好是比亚迪的优势所在。实际上未来3年（自2003年始）仅依靠电池业，比亚迪保持较高的业绩增长将毫无问题，但问题在于如何保障10年后的增长。收购秦川汽车的行动就是为5年至10年后的盈利做准备。
不管王传福如何解释，市场开始“用脚投票”。2003年1月24日一开市，比亚迪股价从18港元急跌至14.45港元，最低达12.5港元。
王传福连忙召开基金及分析员电话会议，又匆忙与传媒召开电话会议，解释此次收购的真实意图和实际意义，但是这并没能阻挡股价的继续下跌。两天内，比亚迪的市值蒸发近27亿。
许多年以后比亚迪高管回忆此事，觉得有点像噩梦，“跨入汽车产业时，我们在中国香港的股市跌了9块多钱，不断有基金公司的经理打电话给我，要抛售比亚迪公司的股份，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王传福坦言：“我想干这件事的念头是坚定不移的，当时想肯定要经过这么一段，但是没有想到股价会跌那么多。”
收购秦川汽车的念头据称来源于王传福与上海朋友的一次闲聊。王传福当即断定这是个机会，汽车业是比亚迪能够抓到的最后一块“肥肉”。王传福的逻辑很简单：要找一个玩家少一点的、门槛高一点的、竞争程度相对低一点的行业进入。
“想来想去，只有汽车业。现在是进入的最佳时机。”这首先是因为比亚迪手中的确有钱——124亿人民币的现金。只用比亚迪以往的利润所得即可完成收购，并不需要动用上市募集到的资金。
王传福把能收购一家国有轿车厂视作“天大的机会，早些时候不可能，往后就没有资源了”。
王传福也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有钱就能玩得起的游戏——同样从别的产业杀进汽车业的某位企业家曾多次表示，早知这么麻烦，他绝不会去造什么轿车。 (未完待续)
尚德怎么走？施正荣很纠结
2011年3月24日
出货量已成全球第一的无锡尚德，仍陷毛利率低下的窘境。在坚持做最专业的电池制造商与全产业链突围之间，施正荣面临痛苦选择 连日奔波，施正荣感冒了，鼻头有点红，上嘴唇肿了一小块。
北京时间3月9日，尚德在美国发布2010年财报。参加完电话会议后，3月10日深夜他从美国匆匆回到上海。我们见面的当天上午(3月11日)，他在陪国家开发银行的客人。 2010年，尚德光伏组件出货量达到1.5吉瓦(1吉瓦=1000兆瓦)，产能突破1.8吉瓦，以出货量计算，已超过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不过，这个第一有些沉重。根据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STP.NYSE，下称“尚德电力”)2010年财报，尚德电力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2.623亿美元，但主要来自投资收益。有分析师推测其主营业务利润可能为负值。
毛利率偏低一直是尚德的痛点，此外，能大幅提升晶硅电池转化效率的冥王星技术尚难量产；又被迫关停了上海薄膜太阳能生产线。有业内人士指出，这家曾拉动了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已面临“落伍”的风险。
施说话直来直去，不会遮掩他的自尊与自信。他在美国被视为“绿色英雄”、“太阳神”，回到国内却贴上“落伍”的标签，这让他难以接受。他认为，“有些问题”确实存在，而“有些评价”是对尚德战略的误读，尚德正处在转型的攻关时刻。他放言，“这个产业还太幼小了，有些争论五年后见分晓，关键是，谁能活到五年后。”
2011年是尚德创业十年，也是中国光伏产业真正开启的十年，同时还是施正荣从科学家变身为企业家的十年。站在公司、行业、个人三个十年的交汇点，施正荣正在思考“十年”这个命题，“任正非就是在华为十年的时候做了很大的变革。”
盈利悬疑
尚德电力年报中投资人关注的焦点，是一支叫做环球太阳能的基金(Global Solar Fund，以下简称GSF)，正是它给尚德带来了2.5亿美元的非现金收益。
GSF于2008年2月在卢森堡成立，投资目标是太阳能发电项目。目前主要市场在意大利。尚德电力投资了基金总额的86%，施正荣控股的Best(Regent)Asia Group持有10.67%股份，余下的股份由基金管理层持有。
自2009年以来，大量资金涌入光伏电站工程，其中有赛维LDK、天合光能等光伏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也有国电集团、中国节能集团等“中字头”企业。这是一种商业模式复杂、收益率稳定的投资，在金融危机之前，游戏中的玩家以欧洲的养老基金和大型企业为主。 施正荣解释，成立GSF的原因之一是基金管理团队熟悉该业务，通过他们不仅能拿到项目，而且对方了解相关的法务、开发、环保、财务模型、融资等。“这个体系很难理解，所以我投资让别人管理，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GSF从2009年开始做项目，目前已完成105兆瓦，正在建的有45兆瓦，还剩下95兆瓦没有开发。在2010年第四季度，GSF完成了95兆瓦光伏工程项目。按照投资比例，确认了2.5亿美元投资收益。
这笔收益令尚德全年财报增色不少。2010年前三季度，无锡尚德净亏损为9755.6万美元，主要原因在于2010年第二季度亏损了1.74亿美元。它在二季度关闭了薄膜电池生产线，产生了5000万-5500万美元的费用。由于投资硅片生产商江苏顺达有限公司经营不利，还产生了计提特殊预付款 1.06亿-1.26亿美元。此外，2010年尚德还有近1亿美元的汇率损失。这些损失合计近2.7亿美元，恰与GSF的基金增值接近。
由于是投资增值，尚德并没有从中拿到现金。在财报发布电话会议上，Wells Fargo公司的分析师SamSam曾问及对此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如何假设？如果遭遇意大利政府削减光伏补贴，一系列光伏工程是否会被重新评估收益？施正荣的答复是只要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的项目，2011年6月份之前都会享受2010年上网电价。
尚德电力投资GSF中并非单纯出于财务目的，GSF所投资的电站采购光伏组件，每次虽然也需要三个供应商参与投标，但中标的全部是尚德自己。施正荣也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扩展组件产品的销售，尤其是在市场疲软的时候。
这就涉及到关联交易的问题，尚德电力投资者关系经理王海耕介绍，基金为此设立了特殊的条款，尚德与施正荣本人都不参与管理。从法律上来说，基金增值部分与销售组件的利润都可以记入财务报表。
“为了完全符合会计法的要求，我们反反复复进行了讨论。”施正荣向沙发上靠了一下，“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
上游“失血”
缺失的上游，一直是尚德的一大软肋。 在美国上市的11家中国光伏企业里，尚德电力与英利绿色能源、天合光能号称市值三巨头。但2010年尚德综合毛利率只有17.4%，远远低于另外两家。实际上，第二季度尚德电力的毛利率在11家排名倒数第三，第三季度则处于垫底位置。
光伏组件产业链可分为太阳能级晶硅提炼、硅锭铸造、硅片切割、光伏电池制造、光伏组件封装和光伏系统整合六大环节。11家公司中，英利的战线最长，几乎从头做到尾，而尚德的最短，它的多晶硅和硅片等原材料主要通过和上游供货商签订长期协议来保障。
根据全球知名光伏行业研究咨询机构IHSiSuppli的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晶硅和硅片生产商的毛利率分别为50.8%和21.8%；但电池生产商毛利率为—9%。
王海耕算了一笔账，在2010年第三季度，尚德与天合毛利率差距在12%左右，以1.7美元/瓦的售价计算，约等于少赚了0.2美元，而这0.2美元天合完全依靠产业链上游获得。在去年三季度时，尚德去市场购切片的成本在0.85美元/瓦左右，自己做切片大概是65美分，中间差距也正好是20美分。
“你说去年这个钱都让谁给赚去了？多晶硅的价格还好，赚钱最多的就是拉棒和切片。”施正荣有点激动。
光伏产业是否要走垂直整合之路，业内素有争论，施曾对此持保留态度。他希望做“最专业的电池及组件制造商”。
但就在尚德犹豫时，多家光伏企业都已延着产业链以惊人速度向上游狂奔，不用说英利与天合，林洋新能源、晶科能源等都有明确的向上游移动计划。与此同时，上游原料商也在向下游渗透，例如昱辉阳光和大全新能源。比较激进的是江西赛维，2010年8月它在安徽合肥增设了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生产厂。
尚德对此行动迟缓，原因之一或许正是其起步早，与供应商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关系，这本来是创业期的最大优势，随着市场变化却可能成为负累。尚德要和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同，为了能激励供货商，有时会给予对方尚德的认购权证。而给这些认购权证和期权授权也会计入营业支出。尚德的营业支出占比一直很高，在70%-80%左右。 受现实状况冲击，施正荣也承认，“从长远看，这个产业是不是一定要垂直整合还需要讨论。但最近看来产业链没有达到我想象的成熟阶段，利润会在链条上荡来荡去，必须迅速做调整，做一点整合还是有必要的。”
在金融危机期间，施正荣也曾尝试进入上游。2008年5月，尚德以9890万美元，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英联(Actis)和伟俊(Waichun)手中收购了它们所持有的江苏顺大控股的股份。顺大控股成立于2003年，生产单晶硅棒并制造切片。
这一投资，当时被视为“抄底”的成功之举。不过，顺大管理混乱，资金链紧张，令尚德为之头痛，目前尚德仍持有其18%左右的股份。顺大创始人倪云达以经营箱包起家，其对光伏产业雄心勃勃。据说倪曾对施正荣说：我来做光伏产业的中石油(意指供应原料)，你就做中石化(意指加工)。
“老倪这个人不按照规矩办事，不尊重董事会决议，影响了企业发展。”一位接近施正荣的人士说，“施博士比较容易相信人，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
目前尚德将对硅片投资的重心，转移到2010年年底成立的荣德新能源上。荣德新能源前身为辉煌硅能源，位于施正荣的老家江苏省扬中市。“荣德”两字，就分别取自施正荣和尚德的名字。
辉煌硅能源2007年由香港辉煌硅科技有限公司、尚德、环太硅科技三家共同出资建立。环太硅科技创业过程曾得到施正荣大力帮助，然而，随着公司成长，它不愿意再躲在尚德的身影背后，找到了新的合资伙伴—美国硅料巨头MEMC。与尚德则因理念不同，在2010年6月正式分家，尚德拿走了一部分产能。
按照尚德的规划，到2011年年终组件产能要达到2.4吉瓦，切片产能做到1.2吉瓦，也就是说，自产切片保持在一半的供应量。“我们把切片投资视作一种对冲，”王海耕说，“如果市场非常旺，切片不好买，至少我们自己有一部分，如果市场不太好，可能还是从外面买合算。” 但施正荣并不打算向上游走得太远，不会涉足多晶硅。“这个观点我始终没变，多晶硅就应该放到国外去做，中国除了西部地区外，与国外相比根本不具备优势，发展多晶硅不是长久的模式。”
王牌在哪？
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是尚德最具优势的核心，在此领域，它也面临挑战。 2007年5月，尚德曾在浦江高科技园投资了非晶硅薄膜电池生产线。但在2008年多个公开场合，施正荣都表示看淡薄膜太阳能前景，到2010年8月，尚德又关停了晶硅薄膜生产，原厂改为晶硅生产基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摇摆？
施正荣解释，他所谓的看淡，是指不看好薄膜应用在大规模发电上，因为其转化率太低。而他进入此领域，是看重了薄膜在建筑材料方面的市场空间，例如安装在玻璃上，而现在看来后者市场远远没有打开。另外，金融风暴中，多晶硅价格大跌，硅晶电池更具有成本优势。
薄膜电池有多种技术方向，例如碲化镉、硅基薄膜、铜铟镓硒(CIGS)等。First Solar采用的是第一种，而尚德等多数中国企业采用的是第二种。
使用这种技术的企业，通常采购全球最大非晶硅薄膜设备供应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设备。就在2010年7月，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宣布退出薄膜硅太阳能电池设备业务，这对其客户而言，无疑釜底抽薪。
一位技术专家曾告知本刊，应用材料公司的这种设备成本高，调试困难，大面积镀膜均匀性上有欠缺。尚德的薄膜生产线2010年产量不过20兆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投资者对尚德的一个期待是，冥王星技术尽快量产。尚德早在3年前就提出这一计划，据说，转化率分别达到了17.5%(多晶硅)和19.5%(单晶硅)，超过平均转化率1.5%，而且仍在不断提升，施正荣介绍技术上可能性会达到23%。只是在2010年，冥王星的出货量不过60兆瓦左右，仍属实验性质。
“技术攻关的速度已经比我预想的要快了。”施正荣说，“这涉及到大规模生产设备开发，那些从市场上买不到的设备，我们要自己设计。”
略显尴尬的是，施正荣的老对手，英利的“熊猫”高效电池组件已提前量产，准备在保定总部建设年产能为300兆瓦的单晶完整产业链生产线，规模化生产后，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至少达到18.5%。
施正荣笑称还没见过“熊猫”的产品，“不知道这是否一个可持续的高效技术。”他说今年冥王星产量也会大幅提高。
尚德手中的王牌之一，依然是傲视全球的出货量。从2010年第二季度起，尚德出货量已成为全球第一，且一直维持高速的增长，这也意味着高市场占有率。 他认为出货量可以弥补低毛利率的短板。“这是一个规模产业，而不是一个高毛利产业，一定要达到规模效益才能生存。”他停了一下，“你看看富士康的毛利水平就知道了。实际上，这个行业与代工业还是有可比性的。”
[访谈]
施正荣：“我要给自己减负”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创业十年，对任何公司都是一个坎，而且我们去年销售已经突破200亿元，不能用小公司的眼光看自己了。”施正荣说。
在他看来，“硬材还要软材捆”，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管理架构的调整，甚至比提升盈利更迫切。
“过去很多员工一起和我出来创业，天天都能见面，经常沟通，随时谈心，现在不行了，有人约我聊五分钟，但就是挤不出时间。”他匆匆咽下一粒感冒药， “而且尚德又请来了许多空降兵，会与创业团队有磨合的问题。”有人因此抱怨，尚德发展的平台不够了，施正荣已经听不到大家的声音了，“这都无法避免。”
一位离职的尚德员工告知本刊，尚德有“过度国际化”的趋势，许多高层来自世界500强公司，而中层基本是本地招募的，“两者之间有一个断层，这是它要补的功课。” 施正荣确实忙，他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要用于社会活动。过去六个月里，他两次参加克林顿的晚宴，也是许多美国和欧洲政要的常客。在许多论坛上，他都被视为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施有浓重的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他没有拒绝这一角色。
“中国光伏产业能发展起来不能离开尚德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我感到幸运、骄傲。”他提高了声音，“尚德或我本人，有时去代表中国的这个产业，代表中国制造在世界的新形象，也是责无旁贷。”
只不过，他目前CEO与董事长一肩挑，具体运营也亲自负责，难免分身乏术。他也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开始控制海外出差的节奏，“觉得出差也蛮累的。”
2010年年中，尚德进行了一次组织架构调整，将业务条线清晰化、流程化。调整前，直接向施汇报的人有15个，调整后变成了5个。“我要给自己减负。”
当然，理想的方案是找到一位CEO，他说自己正在考虑这事，最好是内部培养。 “不过，难呀，我们花了一年才找到一个新CFO，还是从美国找来的。”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何伊凡)戴喆民亦有贡献)
日本地震对大陆半导体及手机的影响
2011年3月24日
日本地震引起大陆半导体及手机界恐慌，缺货成了近期拜访朋友的主要话题，到底日本地震对大陆产业的影响有多大。
本来以为大陆半导体及手机产业相对低端，日本地震对产业的影响可能有限，不过调查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虽然大陆厂家直接的供应商中日本厂商不是很多，不过供应商的供应商却到处充斥着日本厂商的身影，可见日本在IT产业的影响力这些年并没有随着产业升级走向衰落，而是向着更基础的部分升级而已。
从源头说起，日本提供者一半以上空白晶圆的生产，特别是12英寸晶圆，因此此次地震首先影响的是先进制程的芯片及Memory，特别是内存的涨价已成必然，大陆半导体行业主要以65nm以上制程为主，因为相对影响较小，不过晶圆厂的下一个产业环节封装就难说了，因为全球最大的一家基板厂就位于此次地震的中心附近，基板是芯片封装的重要材料，因此即使大陆半导体制程相对低端，在封装缓解日本地震的影响依然不小。
对于手机LCD及PCB而言，老杳本来以为基本上已经完全实现了本地化生产，不过仔细了解之后才知道，即使低端无论PCB还是LCD都有一些必须的原材料来自日本，此外包括一些手机使用的高精度晶振及钽电容同样很多出自日本厂家，因此相对半导体，手机行业所受影响应当更大些，从半导体、内存、PCB、LCD屏直至部分被动器件都会因为日本地震受到影响。
不过日本地震对大陆手机行业的影响真正显现应当在两个月之后，因为渠道一般会有两个月的库存，两个月后如果日本原材料不能及时恢复生产，相信原材料短缺的问题会变的日益严重。
按照以往规律每年5、6、7月份是全球手机行业的淡季，整体销量会比其它月份下降20%左右，因此元器件短缺的影响会因为产业淡季部分消化，到底影响到何种地步取决于日本产能的恢复状况。
每一次危机对部分产业来讲都是转机，也意味着新一轮行业洗牌的开始，对于超过500家手机设计公司的大陆手机行业来讲，产能不足未必是坏事，因为缺货，规模较大的厂商肯定相对获益，手机行业的门槛将进一步提高，打个比方如果市场元器件供应只能满足80%的需求，规模较大的品牌可能获得其中超过90%的供给，而规模较小的厂商可能连50%的需求都难以满足，缺货造成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结局，对于正在处于转型期的大陆手机界未必是坏事。
从山寨到白牌，从白牌到品牌，大陆手机行业正在处于转型期，从G’Five在印度市场的崛起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日益明显，而元器件缺货无疑会加剧这一转变的进程。
果不是日本地震，也许国人还在为这几年IT的进步沾沾自喜，虽然全球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供应商也鲜有日本厂商，但供应商的供应商到处都充斥着日本厂商的身影，从晶园，封测到LCD,PCB好像没有一个产业的源头不存在日本人的身影，设计个处理器，做个Ophone，制造个设备想真的没必要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国的产业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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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焊机：机壳钣金工两名。工作地址：徐州附近。
2011年3月23日
谁有对焊卡具请与我联系 15124287800
2011年3月16日
缺货引发涨价 日本厂商受灾影响剖析
2011年3月15日
上周五日本突发9级强震，引发多家半导体企业工厂受损停产，给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巨大影响。为了了解本次日本地震对存储行业的影响，ZOL消费存储事业部专访到了置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 钟鸣 先生，听听他是如何看待这次事件对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
置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 钟鸣 先生（点击放大）
ZOL：日本11日下午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和海啸，很多用户都很想知道这次地震对日本本土半导体企业研发部门是否造成影响？
钟鸣：日本地震造成的灾难让我们每个人深感悲痛，首先感谢ZOL邀请我参与分析地震对我们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很多朋友最近很关注日本地震对半导 体行业的影响，影响大小其实看东芝；东芝是全球第二大NAND Flash闪存芯片厂商，仅次于韩国三星。地震到现在还没有官方的信息报道东芝工厂的受损程度。但从媒体报道我们可以进行分析，地震影响最严重的是岩手县 和宫城县，其中东芝在岩手县拥有NAND Flash闪存芯片工厂和CMOS传感器工厂，这样东芝工厂的产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东芝的NAND Flash供应紧缺会随着时间推移从上游领域逐渐向下游传导。
日本厂商分布图
ZOL：贵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对新品的研发有没有影响？
钟鸣：置富科技在Q1-Q2的新品研发和推广将如期进行，不会受到影响。在3月底我们已经推出了宇瞻AH332神箭碟，深得广大客户的喜爱；在4月份，佰科品牌也会按计划推出K系列几款新品，另外佰科USB3.0产品也在按计划产出。
ZOL：此次地震对公司的销售网络是否有影响，能否保证产品销售顺利进行？
钟鸣：置富科技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销售网络，宇瞻和佰科品牌产品在国内持续保持较高的市占率，在这种时期置富会加大力度保证产品供应，让销售渠道顺利运转。
日本半导体行业地区分布图（点击放大）
ZOL：地震对半导体行业格局影响如何？对中国市场会不会产生连带影响？
钟鸣：地震对半导体行业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在NAND Flash方面由于三星和东芝在制程上领先，其他厂商短期难以超越；另外东芝和多家模组厂商结成战略同盟，只要东芝工厂正常运作，行业格局就不会有大变 动。中国半导体市场特别是NAND Flash产业因地震还是有影响，国内市场份额前几位的品牌都采用东芝NAND Flash芯片，因此，后续市场NAND Flash产品供应会造成短缺。
ZOL：是否会引发新一轮闪存和内存价格疯涨？
钟鸣：在闪存方面，东芝在NAND Flash现货市场市占率很高，受地震影响在短期内会造成供应短缺，价格肯定会上涨，涨幅还需要看东芝工厂受地震影响的程度；内存方面，尔必达在国内消费类市场市占率很低，因此日本地震对内存价格影响不大。
日本地震影响东芝等半导体厂商
2011年3月15日
岩手县聚集着许多大型半导体制造厂家
日本今天下午发生里氏8.9级地震，震中位于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由于震中距离日本半导体厂商集中地宫城县、岩手县较近，包括东芝、富士通在内地多家半导体厂商都可能受到影响。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委员会发布投资信息显示，距离震中较近的岩手县聚集着许多大型半导体制造厂家，其中包括东芝电子半导体生产厂、富士通半导体厂及摩托罗拉在日本的半导体工厂等。
有网友也在微博上表示，日本大地震可能导致半导体芯片价格飞涨。北京水清木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杰在微博中表示，“日本大地震影响最严重的是岩手县和宫城县，这两个地区是东芝的大本营。东芝的nand工厂和cmos传感器工厂都位于此(cmos传感器本来就供应紧张)，而东芝又是nand第二大厂家，因此这次地震足以带动半导体芯片价格暴涨，特别是内存芯片。”
据日本nhk报道，日本青森县、秋田县和岩手县目前已经完全断电，东芝及富士通工厂无疑已经停产。
江阴中船。招聘焊机维修人员一名。月薪3000以上。
2011年3月11日
招聘技术员 大专（含）以上学历，电子技术应用、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
2011年3月10日